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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之后———华北人民政府建制六十年追怀(图)

2021-08-11/    beplay客户端下载

编者按:

华北人民政府,是1948至1949年间在中国大地上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过渡性地方政权,它是中国在前解放年代里区域性执政经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积累。华北人民政府存续和运作的时段

  华北人民政府,是1948至1949年间在中国大地上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过渡性地方政权,它是中国在前解放年代里区域性执政经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积累。华北人民政府存续和运作的时段,也是当局由局部失败到全面溃败、中国由局部优势到全面胜利的时间。因于这样一种时机上的迭合,华北人民政府的许多政制举措也自然延伸到了中国全国执政之后,并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华北人民政府的运作,一定意义上,亦可说是中国全国执政的最接近也最具规模的试点。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以华北人民政府其所属部门为基础建立工作机构”,而华北人民政府存续期间所制订和颁布的法规法令也“为后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制定法规、制度上作了可贵的准备。”

  岁月难得静好,华北人民政府之建制不觉间也已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正是“别来频甲子,倏忽又春华”。今天,它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话题被人们因了各种名义和需要而偶或谈论。一般对于历史事项之考察,是须要一种时空的间距的。六十年,是一个恰切的距离,也是一个恰切的契机,让我们能够理性而温和地追怀逝去的过往、返照真实的当下并识见可能的未来。

  一如论者所言,华北人民政府之成立,与两点因素紧密勾连:一是时局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进行战略调整,决定从华北探索出一条在全国执政的经验之路;二是经过多年的战争洗礼,华北区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奠定了进行政制建设战略部署的必要基础。历史地看,存在仅一年有余的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国从游击政府转向正规政府、从分散的地方根据地政权转向全国政权的重要尝试与过渡性的政制联结。因此,六十年之后再来看华北人民政府,最需要投注心力予以关注的,或许不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的历史ABC,而在于它的建制与法制的种种实践,及其之于当下现实与未来情势的可能意义(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与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秘书长沈厚铎教授有过探讨,受教良多,在此一并申谢)。

  在政权建制方面,华北人民政府是在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政府的组织机构与人员配备多以两大边区政府的原有机构、人员为基础。作为中国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大行政区革命政权,华北人民政府之政权建制工作所累积的种种新鲜政制经验对于中央人民政府之建制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一则,为华北人民政府之成立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形成作了重要的先期探索。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抗战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参政会、参议会等民意机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亦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性创建之发轫。董必武先生彼时曾明晰地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并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二则,在华北人民政府存续期间,由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制模式初步形成并有效运作。在华北人民政府的组建过程中,党外人士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重视,由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初步形成。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542名实到代表中,有166名党外人士;大会主席团的33名成员中,党外人士有14人;经选举产生的27名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也达到了8人,其中,蓝公武更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长)。

  三则,华北人民政府之种种建制为新中国初步确立了一个常规政府的政制模式与运作体制。由华北人民政府留下的两项重要法律文件《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为新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建制确立了基本的原则、模式、体制。政府工作的常规化与程式化,是华北政权建制的目标之一。董必武先生在就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之初即申明,华北政府要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与办法;正规的政府就要讲一定的形式,不讲形式,光讲良心和记忆,会把事情办坏的。历史地看,这一常规化与程式化的建政诉求也确被较好地达致了。

  四则,作为一个战时的过渡性地方政权,华北人民政府对于法制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念兹在兹与亲力实践,不仅难得,而且可贵。董必武先生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相关部门,在华北政府存续的13个月里,先后制定和颁行了200多项法令、训令、条例、规章、通则、细则等,内容涵盖了建政、支援前线、经济建设、民政、公安司法、金融、财政税务、工商贸易、交通、农业水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诸多方面。这些法令法规的颁行,既促进了政府的依法施政,也为新中国后来的法制建设积累了诸多的历史经验。

  历史之真实,历史之意义,从来只在当下的语境中映现。回顾历史,纪念历史上的存在,是为了启迪来者,烛照当下。六十一甲子,六十年之后,华北人民政府早已沉淀为一个历史事项;能够证明它的确曾经存在的,约略只剩下一些文字与文物了。然而,故旧不必然是陈旧,时兴亦不必然是创新,以今人之视角去追怀六十年前华北人民政府的故人与故物,感慨系之而外,期许则存于当下与未来。华北政府之建制及其作为在今日的意义,一曰政制建设,二曰法治展开。在这两个颇复杂而艰巨的历史命题面前,新人并不必然优越于故人,新物亦不必然超越于故物。吾是以追怀,亦由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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